請求最高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六四」事件犯罪刑事責任的補充文件
我們作為「六四」事件的受害人和受害家屬，已於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七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請求對「六四」事件中犯罪刑事責任立案偵查、追究原國務院總理李鵬法律責任的控告書。現在遞交有關此案的補充文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
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至六日間，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部隊以及公安武裝人員在執行國務院頒發的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中，使用武力鎮壓示威的學生、市民，造成數百人甚至上千人死亡、上萬人受傷。大量證據顯示：在執行戒嚴令的過程中，中國的武裝軍人未經有效的警告，對平民進行濫射；故意襲擊致傷致死市民和學生；不當使用武器，致無辜平民傷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1979年的刑法和有關懲治軍人犯罪的法規，及國務院有關人民警察使用器械的規定，這些武裝人員的行為已經構成了犯罪，應當依法予以追究。我們作為在「六四」事件中的受害者和受害家屬，在此特向最高人民檢察院舉報有關犯罪事實，強烈要求檢察院立案偵查或者責成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立案偵查有關犯罪行為，並向有關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責任。
一、「六四」事件中的犯罪事實
1.
故意殺人罪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1979年頒布，以下簡稱1979年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和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1997年頒布，以下簡稱1997年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之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殺人是一項極其嚴重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罪行，它是指犯罪人故意實施的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實施殺人行為人的犯罪故意可以是直接故意或者間接故意兩大種（見1979年刑法第十一條和1997年刑法第十四條），所謂直接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並希望這種結果的發生」，而間接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並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
我們根據收集到的證據，在戒嚴過程中，部分武裝人員荷槍實彈，在人群密集的地區，未加任何有效的警告，以實彈向平民掃射，造成大量傷亡，從事了與戒嚴任務不相符合的殺戮活動。這種殺戮活動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看出：
a、武裝人員明知實彈掃射可能造成生命危險，但是，依然罔顧這一嚴重後果，持續對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
以下是部分目擊者和遇難者家屬的證詞：
「6月3日晚11時，戒嚴部隊先遣步行方隊自西向東行進，一跨過木樨地橋，就一聲令下。士兵㷇倒，中間一軍官以單膝跪姿，用衝鋒槍向馬路中間盲目掃射，……」（見袁可志證詞）
「6月3日晚10時多，我倆從我娘家回自己家，……當走到珠市口時就聽到槍聲，……聽到有人喊『打槍了！』我們匆忙從擠滿人的路口通過，看到人們到處奔跑，軍隊已經過來了，是從南往北過來的，都是全副武裝，頭戴大殼帽的軍人邊跑邊開槍……」（見張豔秋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馬承芬的丈夫作證說：軍隊於6月3日晚10時許，在復外大街木樨地附近，朝胡同况胡亂開槍，在胡同內的馬承芬不幸被擊中身亡。（見杜東旭的證詞）
「6月4日凌晨1點20分左右，我在胡同（西絨線胡同）况面，……看到幾個穿迷彩服的軍人手端衝鋒槍跑過來，還沒來得及躲避，我就突然倒下了，覺得子彈打到了腿上……」（齊志勇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彭軍的母親作證：彭軍是在6月5日早晨外出買早點時被戒嚴部隊掃射身亡的。（見劉淑琴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蔣捷連的母親作證：6月3日晚11時許，在木樨地一帶發生了戒嚴部隊瘋狂掃射民眾的事件，莊捷連就是在軍隊的胡亂槍擊下不幸身亡的。（見丁子霖的證詞）
體育報社的記者楊燕聲也是在6月4日凌晨於正義路口被卡車上的士兵亂槍射殺的。（見黃金平的證詞）
b、武裝軍人的故意殺人事件還表現在開槍的方式上。據我們收集到的證據，部分遇難者是被人從身後開槍射殺的。如：北京市民戴偉就是背後中彈，子彈從前胸穿出；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學生莊捷連也是從後背左側中彈，心臟被擊中身亡的；其他被武裝人員從背後開槍射殺的還有鄺敏和彭軍。（見鄺滌清的證詞和劉淑琴的證詞）
c、還有一些遇難者的身上有兩處以上的致命傷，或者在槍傷之外有刺刀傷。這表明武裝人員的開槍和使用刺刀等武器遠遠超過了執行戒嚴任務必要的限度，有故意殺人或者傷人之嫌。如：遇難者吳國鋒身上有多處槍傷，其中腦部中彈、肩、肋骨、手臂亦都有槍傷；此外，肚臍右下有7至8公分的刺刀創傷（見吳定富和宋秀玲的證詞）。另外，據遇難者趙龍的母親蘇冰嫻親眼目擊，在復興醫院的停屍間况，有一具屍體的腹部被刺刀插爛了。（見蘇冰嫻的證詞）。
d、另有證據表明，執行戒嚴任務的武裝人員可能使用了旨在傷害人體、造成痛苦的子彈。根據我們得到的證據，有些遇難者或受傷者被俗稱「炸子」的子彈擊中，所謂「炸子」是指一種特別的子彈，射入人體後會炸裂開，造成人體損傷的擴大。據有關國際公約，即使在國際武裝衝突中，類似的子彈也應當被禁止（見日內瓦公約附加議定書第三十五條，該條規定在國際武裝衝擊中禁止使用造成衝突人員身體過分傷害或純粹引起不必要痛苦的武器和作戰方法）。但是，中國的武裝軍人使用了這種子彈，其唯一頜理的解釋是，有關軍人有殺人和傷害平民的故意。如：「六四」遇難者吳向東就是中了這樣的子彈，導致槍傷射出口明顯父放射入口，並且伴有灼傷痕𤂌（徐峩的證詞）；另一遇難者陳來順頭部左側被「炸子」擊中（見張樹森的證詞）；北京市民楊汝霆的肺部中彈後，卻從背部出口處炸開（見郭麗英的證詞）；遇難者鄺敏、楊明湖也被類似的子彈擊中後不治身亡（見鄺滌清、尤維浩的證詞）；被戒嚴部隊槍擊致殘的張志強，因被「炸子」擊中腿部，不得不進行多次手術，至今腿部機能仍無法恢復正常（見張志強的證詞）。
從以上可見，執行戒嚴任務的軍人和其他武裝人員在戒嚴過程中，肆無忌憚地使用武力對和平的民眾開槍，乃至使用刺刀和坦克恣意虐殺無辜平民，已經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1979年頒發的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規定的故意殺人罪，應當立案偵查，並追究有關責任的殺人刑事責任。
2.
胡意傷害罪
根據1979年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1979年刑法對於傷害造成死亡或者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還規定了最高刑為死刑（見1979年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可見故意傷害罪是中國刑法中禁止的直接侵犯他人人身權利的嚴重罪行。同理，傷害罪的故意可以有直接或間接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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