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執行戒嚴任務的過程中，武裝人員不當使用危險性器械，造成了許多平民受傷乃至致殘。根據「六四」受害者張志強的證詞，他於6月4日凌晨時分，在北京市西單十字路口逃避時，遭軍人亂槍擊中右腿，雖經多次手術，至今腿部機能不能恢復（見張志強的證詞）；另外，北京市民齊志勇也是在6月4日凌晨被身幵迷彩服的軍人用衝鋒槍擊中右腿，造成終身殘廢的（見齊志勇的證詞）；更有甚者，北京體育院學生方政，為了保護同學，雙腿被坦克輾軋致殘（見方政的證詞）。
軍人使用高度危險的武器如衝鋒槍和坦克，理應知道對密集在北京街頭的平民人身安全造成極大的損害，但是，他們放任這些可能對生命和健康造成危害的後果發生，本身就構成了1979年刑法所規定的故意傷害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3. 參加戒嚴的軍人涉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軍人違反職責罪暫行條例》，殘害無辜平民，造成平民受傷以及死亡的嚴重後果。參加戒嚴的部分軍人至少還違反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1981年6月10日通過的《懲治軍人違反職責罪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懲治軍人暫行條例）之規定，構成了殘害平民罪。
懲治軍人暫行條例第二十條規定：「在軍事行動地區、掠奪、殘害無辜居民的，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根據我們收集的證據顯示，相當部分的戒嚴部隊軍人在戒嚴過程中，以衝鋒槍掃射無辜市民，並且以坦克在人群中橫衝直撞，造成人民生命財產嚴重損失（見有關證詞）。直接構成稱懲治軍人暫行條例規定的殘害無辜居民罪，應當追究有關人員的刑事責任。
4. 參加戒嚴的武警、公安人員涉嫌違反了《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和器械的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門頒布的《關於人民警察執行職務中實行正當防宪的具體規定》，構成防宪過當，應當負相應的刑事責任。
根據國務院1980年7月5日頒布實施的《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和器械的規定》第三條規定，人民警察只有在下述情況下才可以開槍射擊：逮捕、拘留、押人犯，遇有暴力抗拒、搶奪武器、行兇或脫逃等非常情況，非開槍不能制止時；犯罪分子以暴力破壞社會秩序，危及人民安全，非開槍不能制止時；人民警察保宪的對象、目標受到暴力襲擊或者受到暴力侵襲的緊迫危險，非開槍不能制止時；犯罪分子劫獄或在押人犯越獄、行兇、暴動、搶奪武器，非開槍不能制止時；人民警察的生命安全遭到犯罪分子的暴力威脅，非開槍不能自宪時。該規定第四條還規定，除了緊迫情況下，人民警察在開槍前應當進行口頭警告或鳴槍警告，犯罪分子一有畏服表示，應當立即停止射擊。
同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以及司法部1983年的《關於人民警察執行職務中實行正當防宪的具體規定》，人民警察可以進行正當防宪，但是，遇有下列情形，應當停止正當防宪：不法侵害行為已經結束；不法侵害行為確已自動中止；不法侵害人已經被制服，或者已經喪失侵害能力（見該規定第三條）。並且，人民警察在使用武器或其他警械實施防宪時，必須注意避免傷害其他人（第六條）。最後，該規定還明確指出，防宪超過必要限度造成不應有的危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第五條）。
需要注意的是，該規定也適用於國家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其他依法執行職務的人員（第七條）。
根據我們收集的證據，參加戒嚴的武裝人員，包括武警和公安人員，在使用武器和其他警械時，並未格守上述有關正當範圍和使用武器的規定，對平民濫用武力，不當使用實彈射擊，造成了大量平民生命和健康的巨大損失。根據上述法規1979年刑法，應當追究有關人員的刑事責任。
5. 追究「六四」事件主要領導人的法律責任
根據有關部門於「六四」前後公布的各種文件和報告，我們有理由相信：「六四」事件中發生的各種殺人、傷人、過度使用武力以及殘害平民的犯罪決不是孤立的事件。政府領導人和軍隊中的高級官員應當直接或間接地負相應的責任。
a、頒布戒嚴令的國務院主要負責人李鵬對戒嚴令的執行結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作為國家行政機關的主要嶞責人，李鵬在作出戒嚴的決定的過程中，對發生在北京的學生和市民和平示威運動應當有全面的了解，任何有理智的政府都不會對學生和民眾這種和平、理性的示威運動採取極端的鎮壓行動。然而，在1989年5、6月間北京地區未發生任何武裝叛亂或武裝暴動的情況下，作為國家行政首腦的李鵬悍然宣布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直接動用野戰部隊鎮壓學生和民眾運動，其結果造成了學生、平民的慘重傷亡。
另外，在整個戒嚴過程中，李鵬身為國務院總理理應了解戒嚴令執行的具體情況，但在明知民眾遭受巨大傷亡的情況下，卻未採取任何有效措施防止和制止軍隊的暴行。因此，他應當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更有證據表明：在「六四」慘案發生後，李鵬不僅沒有對有關軍人犯罪行為進行追究，反而百般掩飾，極力辯護甚至推崇。
再有，以李鵬為主要負� d人的國務院及其有關部門（如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對舉執犯罪的「六四」難屬和受害者長期進行壓制和迫害，造成他們無法正常地生活。為了掩蓋犯罪事實，有關部門毫無人性地威逼死難親屬對遇難者的死亡原因保持緘默，致使「六四」真相不能大白於天下，殺人元兇至今逍遙法外。對此，作為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同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要求最高檢察院應當將李鵬列為「六四」慘案重要犯罪嫌疑人立案偵查。
b、最高人民檢察院應當責成有關軍事檢察部門和軍隊刑事案件偵查部門對「六四」期間主持軍委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以及執行戒嚴任務的軍官立案偵查。有大量證據顯示：軍人對平民濫射，造成無辜生命損失並非孤立事件，軍人直接收到命令才是合理的解釋。為此，我們要求將參與戒嚴的高級軍官如楊白冰、張工等人列為犯罪嫌疑人，以便進一步查明真相。
c、原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市委書記李錫銘、原國務院主要發顫人袁木，故意提供和發布錯誤信息，對政府作出戒嚴的錯誤決定起到相當的作用；「六四」慘案發生後，他們又極疲掩蓋真相，阻撓對犯罪事件的調查。他們對此次事件同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要求將上述三人列為「六四」犯罪事件的重要犯罪嫌疑人。
d、雖然我國刑法對已死亡的犯罪人不再追究刑事責任，但是，考慮到當時國家軍事部門主要負責人鄧小平、楊尚昆等人在「六四」事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查清他們在戒嚴令作出和執行中的作用和地位有利於分清不同的人應承擔的法律責任。為此，我們強烈要求檢察部門對他們的所作所為進行徹底的調查。

Page1　Page2　Page3　Page4